在时代大潮面前，普通人到底该何以自处，读书到底有没有用？

有这样一个故事：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大逃难与游击战后，中原大地相继沦陷，人们迎来了惨淡的日月。但农家还得耕作，商家也得开业，学生还要上学，虽然谁也不知道学来做什么。沦陷区无学可上，大学西迁至四川、云南等地，流亡中学生则集中在安徽、甘肃、陕西等地。1941年，就在这种背景下，16岁的王鼎钧离开山东老家，先到达安徽阜阳，后又跟随学校西迁至陕南安康—他从此再没见过母亲。

在父母身边时，读书是很自然的事。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，早饭是热的，书包整理得好好的。独自在外求学，举目无亲，他经常想到这个问题：为什么要读书？为了光耀门楣吗？战火中，祖宅已被炮弹炸得七零八落。叔伯兄长去打日本人，数年没有音信。家之不存，门楣何在？为中华之崛起？当时，谁也不知道战争能不能结束，几时结束，结束后世界是什么格局。为了自己的未来？死亡就在他们身边，饥饿、缺医少药、意外伤亡、不长眼的炮火……今天不知明天事，一切未来都可能永远不来。读书这种纯投资、收获期却非常遥远的事，还值得干吗？没有答案。有些人罢课、罢考、闹学潮，但还有一些人，王鼎钧一直记得。西迁路上，一个年纪较小的学生，一路走得踉踉跄跄，还在打瞌睡，不得不把自己拴在前面同学的书包带上。书包带上还系着课本，半睡半醒地在看。入冬了，陕南虽暖，那是与大东北比，其实照样北风凛冽，积雪白头。学生们都得上山打柴，把几十斤的柴火扛着往学校赶，一个个柴火堆从身边走过，只见柴火不见人—且慢，还听见低声的ABCD。竟有学生在冷得嘴都张不开的情况下，身背柴担，在背英语。更不用说每天早上，学生们一边在林中田间跑跳跳跳地御寒，一边还在大声地背诗、背英语、背化学元素表。

事过境迁后，他才懂：这些学生，是聪明的。

战争是极端情形，极端情形总难贯穿始终。和平迟早会来，一个正常的社会永远需要工程师、医生与老师。只要你在战争中苟活下来，回到日常生活中后，你还得用手艺、技能、智力来挣钱。包括王鼎钧自己。抗战结束后，他决定不再求学。他一直喜欢阅读，攒了一肚子没用的知识，现在发现，可以用来写副刊、写专栏了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被称为“方块作家”。小方块，多少有点轻侮之意—内容小，不值得长篇大论；格局也小，影响不了江山社稷。但没关系，他就这样，一直写到了90岁。70多年前的反复自问，在晚年的四卷本回忆录里，他给出了答案。他钦佩在战火中激流勇进、甚至献出生命的青年学子，但更多的人，活到了战后。

社会残酷，社会不看你曾经在上个阶段做过什么，社会只看在这个阶段来临的时候，你准备了什么：是文凭，是好体力、好人脉，抑或一肚子没用的知识。好情商、强逆商，都是实践出真知，问题就是：谁给你这个实践的机会？一张文凭也许最管用。你积聚了大量与老师打游击的经验？哪个行业、哪种生活需要这种经验？你有丰富的想象力？这想象力如果不能进入某种知识体系，实在派不上用场。你特别擅长一学期不学习，靠最后一周背重点低空过关？很多时候，等你上了班才明白，学校里所有的期中、期末考其实都不是考试，只是训练与提醒，真实生活中的考试非常残酷，完全没有混过去的可能性。

才华必须与知识拉钩，必须通过读书，成为生活中的一砖一瓦，才是有用的。王鼎钧终于懂了父母当年送他万里求学的心意，而这，已经是回报。读书的用处，会在多年后显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