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时代，全世界都在碎片化阅读：车站餐厅，田间地头，光天化日，深夜街道。打开手机，划拉开一段，迅速读完，抬头，下车了，朋友到了，开饭了。

很新吗？也未必。

碎片化阅读和碎片化写作，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呢。

中国文人，向爱写笔记。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里，说类似文字是街谈巷语、道听途说。后世名家，则琐闻、小序、清谈、掌故，聚拢一堆，就是笔记小说了。

在明朝之前，笔记小说其实是文本作品的主流。《庄子》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搜神记》，大致都是如此。甚或《太平广记》之类，也是短篇作品。宋朝时更是热闹，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就是典型：大文人如他，既要编史书流传千古，也要写掌故记录日常。洪迈尤其闲得无聊，《容斋随笔》、《二笔》、《三笔》，写个不了。苏轼自己写了《东坡志林》，序言道：

其间或名臣勳业，或治朝政教，或地里方域，或梦幻幽怪，或神僊伎术，片语单词，谐谑纵浪，无不毕具。而其生平迁谪流离之苦，颠危困厄之状，亦既略备。然而襟期寥廓，风流辉映，虽当群口见嫉、投荒濒死之日，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，固有不为形骸彼我，宛宛然就拘束者矣。

所谓“襟期寥廓，风流辉映，洒然有以自适其适”，大概就是后世笔记小品文的精神了。

明朝时，长篇叙事作品流行。自《三国演义》到《水浒传》到《西游记》到《金瓶梅》，大略都算市民读物。比如明朝开国到正德年间，《三国演义》和《水浒传》为首，当时一度被合为《英雄谱》，是歌颂英雄传奇。正德到嘉靖年间，第二代。民间刊刻发达，神魔小说发展，于是《西游记》出来了。其他演义类继续，比如《宋书志传》、《大宋中兴演义》。第三阶段，隆庆万历阶段，《金瓶梅》出现。从描述英雄神魔，到凡人故事。当然，如《如意君传》，也是这时候出来的。到这时，《三言二拍》出现了。

一句话吧：明朝小说流行的历史，是先历史剧，再仙侠剧，最后，大家都看上婆媳剧家庭伦理剧了——今时今日的电视剧发展，也差不多是这逻辑。明朝时叙事作品的发达，间接促进了印书商与阅读习惯的养成——话本发于宋朝，到明朝大发展，实在不是偶然。人民和书生，都有阅读的需要了嘛。

这或者是晚明小品兴盛的原因。市民们有市民小说可读，文人士大夫如公安三袁等，经史章句之余，文章发之于小品。说白了，许多小品，如张岱《陶庵梦忆》，如李渔《闲情偶寄》，并不是严肃的论文，而是个人情趣，发之笔端，与同一阶层的文人聊做调笑。张岱做《夜航船》更是如此，明知未必能书之竹帛为万世师表，只是如他自己所言，伸一伸脚而已。

小品文说白了，便是明清时的碎片化闲书阅读。读时不必如读四书五经、程朱文章，只读过了一笑而已。作者多半自知难成经典，所以着意轻盈洒脱，所以小品多有性灵轻脱之味，取法于《庄子》、六朝写景文章不少。正经话都闷在公文词章之中了，写写小品，好比工作之余发个微博，写个日记，预期读者也无非是同辈中人，笑一笑而已。

这也是为什么小品大多免不了谈诗、吟花、聊饮食、说家具摆设、说为人处世的原因。说宽也宽，日常生活无一不包。说窄也窄，终究是士大夫一流清谈。比如写吃，从李渔到赵翼到袁枚，都讨厌大蒜与火锅。要让他们当真亮出鲁智深式的豪迈，认可狗肉蒜泥，那是不大可能的；但终究是才子，能够一支笔描出晴暖风物，市井百态，书斋清幽，是其绝佳处。常记得这是群有趣味、读过点书、又懒得端架子，写给彼此乐乐呵呵的文字，就会轻松不少——别指望从中学习到什么，只是神游文字，也就可以了。毕竟他们自己写这些文字时，也没指望会名传后世，只是余力发之于小品，轻柔地自嘲一下，而已。所谓“洒然有以自适其适”，自己让自己高兴而已。